李睿 | 《尼伯龙人之歌》与《伊利亚特》

编者按：本文原题目为《<尼伯龙人之歌>与<伊利亚特>——18世纪德意志学人对<尼伯龙人之歌>的重新发现》，刊于《古典学研究》第四辑《近代欧洲的君主与戏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感谢李睿博士授权“古典学研究”公众号推送。

一

歌德论《尼伯龙人之歌》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十八世纪的德国，可能“悲惨”（die Misere）最为恰当。[1]与英法等欧洲国家相比，德国当时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都比较落后，而德国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已经意识到这种落后源于“国家的碎裂状态”以及“德意志民族”认同感的缺失。比如，启蒙运动著名语言学家、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就明确指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格与民族身份认同，它们体现在该民族的语言、诗歌、神话和传说等等载体之上，存储于该民族的文献类书之中，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印记；只有神话与史诗才能将一个民族“从它对其它文化民族（Kulturnation）之模仿的永恒创伤中解救出来”。[2]而同时代的大诗人歌德也曾说过一句名言：“每一个民族，如果它还想要被其它民族视为一个民族的话，必须拥有自己的史诗。”[3]歌德心目中的史诗指的是英雄史诗，其叙述的历史事件必须有人民的参与，同时还要以英雄人物为中心；正是这些英雄个体的出现，才使得那些有人民参与的事件变成了历史；英雄史诗赋予历史以形、以格、以意义，赋予民族以身份认同的意识。

歌德（1749-1832）

显然，分裂的“德意志”需要“唤醒”民族认同感，因此迫切渴望拥有一部属于自己民族的史诗。以中古高地德语写就的《尼伯龙人之歌》就是这样一部英雄史诗，它讲述的是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代的英雄人物与历史事件，在十二世纪晚期形成文学书面语。从十九世纪初开始，每当德意志人急需振兴民族主义精神之时，就会把那“遥远的日耳曼作为理想与象征”，就会重提《尼伯龙人之歌》，而将这部英雄史诗称作“民族史诗”和“人民的史诗”。[4]对《尼伯龙人之歌》的这种接受观，在日耳曼中世纪学学界被视为“德意志妄想”（deutscher Wahn）或“德意志梦魇”（deutscher Alptraum）的体现。[5]

然而，歌德却从没有过这种妄想与梦魇。歌德是用美学眼光来阅读这部中古高地德语史诗的，他对《尼伯龙人之歌》的批判性接受，后来受到中世纪学学界的普遍好评，被誉为“相当克制”。克制是理性的表现，歌德对待史诗的态度其实相当严肃，这从他留下的有关《尼伯龙人之歌》的诸多读书笔记就可知晓，这些笔记有关史诗的人物、结构与历史意义等方面。歌德在1808年致友人的信中这样评价史诗：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我愈发发现，《尼伯龙人之歌》具有很高价值。[6]

尽管歌德并没有将《尼伯龙人之歌》视为经典德语文学作品，[7]但他还是会将《尼伯龙人之歌》与荷马史诗进行对比，且以批评《尼伯龙人之歌》为多。比如，歌德认为，荷马史诗中有两个世界——神界与人间；神仙世界是英雄世界的映像，而《尼伯龙人之歌》缺少这样一个神仙世界。[8]歌德批评说，《尼伯龙人之歌》中没有一丝神性的痕迹。[9]《尼伯龙人之歌》中的英雄人物只以自我为中心，这是“真正的异教”（das wahre Heidenthum）。[10]

《尼伯龙人之歌》（西姆洛克译本）

1827年，歌德在仔细阅读了西姆洛克（Karl Joseph Simrock, 1802-1876）的《尼伯龙人之歌》新高地德语译文之后，写出了“读后记”（Zu Simrocks Nibelungenübersetzung），[11]这篇著名的笔记在歌德去世之后才发表。歌德认为，西姆洛克的这个新高地德语译本非常适合阅读，他建议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尼伯龙人之歌》，[12]并指出这是民族教育的一部分。歌德所要求的“民族教育”并非政治意义上的，而是一种人文主义的要求。1827年1月底，歌德在与艾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 1792-1854）的对话中，提到他当时正在阅读中国传奇，[13]并宣称“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14]因此歌德建议：一方面要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其为典范。”[15]同时他指出：

我们不应认为中国文学，或者塞尔维亚文学，或者卡尔德隆的作品，或者《尼伯龙人之歌》就可以成为典范；如果需要某种典范，那么我们必须总是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他们的作品中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于其它一切文学，我们必须只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遇到好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我们就必须借鉴。[16]

1829年4月2日，歌德在同艾克曼的谈话中论及“古典”与“浪漫”的关系时，也将《尼伯龙人之歌》与荷马史诗相提并论，并给予较高评价：

予谓古典，健康者也；浪漫，病态者也。由是观之，《尼伯龙人之歌》与荷马史诗一样是古典的，因为这两部史诗都是健康而有力的。[17]

但也只有在将“健康”与“病态”作为区分“古典”与“浪漫”的特征之时，歌德才会把《尼伯龙人之歌》与荷马史诗相类比；他说《尼伯龙人之歌》中的一切都是“粗野的、有力的，有着最朴拙的粗犷与强硬”，[18]而这些都是“健康”的“古典”的特征。歌德并没有过多从史诗的形式与风格角度去对比《尼伯龙人之歌》与荷马史诗，他只是认为，《尼伯龙人之歌》只有——以荷马史诗为榜样——被改写成六音步诗行，才有可能成为经典，[19]可见歌德对史诗的态度还是有所保留的。

《尼伯龙根之歌》的传说

《尼伯龙人之歌》的接受史与日耳曼学（Germanistik）的学科发展历史紧密相关，如果没有《尼伯龙人之歌》在十八世纪中期的“重新发现”以及肇端于之的接受史，那么今天的日耳曼学作为一个学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20]无论是歌德对于《尼伯龙人之歌》的批判性接受，抑或是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中期由于德意志人急需增强民族意识而将这部中古英雄史诗进行民族主义阐释以便充分利用，这一切都始于1755年《尼伯龙人之歌》手抄本C的发现。只有回到这个历史节点，以及之后的那半个世纪，才能理解歌德为何会将《尼伯龙人之歌》与荷马史诗进行类比，其态度又为何如此克制；而被日耳曼中世纪学学界称为“德意志妄想”或“德意志梦魇”的那种接受观则也要溯源到《尼伯龙人之歌》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接受史。

二

《尼伯龙人之歌》的重新发现

如今被我们称为《尼伯龙人之歌》（Das Nibelungenlied）[21]的这部中古英雄史诗，最初并没有名字。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个名字源于一部分流传至今的史诗手抄本的最后一行——“daz ist der Nibelungeliet”［这就是《尼伯龙人之歌》］（原文为Mittelhochdeutsch［中古高地德语］，缩写Mhd. [22]）。[23]因此，这部以中古高地德语写就的英雄史诗在新高地德语的译文就以这一句来命名了。

然而，并不是这部史诗流传至今的所有抄本都以这行诗结束。因为，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尼伯龙人之歌》的原始版本。史诗最初完全依靠口耳相传，属于口头文学传统；到十二世纪末成形，此后不断被人传抄。流传至今的《尼伯龙人之歌》手抄本共有37种之多，此外还有多枚手抄本残片，它们都是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初的抄本。[24]在现存的37种手抄本中，有三部最为重要， 1826年，德国著名中世纪学学者拉赫曼（Karl Lachmann，1793-1851）将它们定名为手抄本A，手抄本B和手抄本C。[25]手抄本A现藏于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州立图书馆，手抄本B现藏于圣加仑修道院图书馆，手抄本C现藏于卡尔斯鲁厄巴登州州立图书馆。[26]

《尼伯龙人之歌》C本

根据这三部重要手抄本，学界又将37种《尼伯龙人之歌》手抄本粗略地划分为两大类——^*A/B本（^*A/B-Fassung）和^*C本（^*C-Fassung）。[27]手抄本A和手抄本B的末尾诗行都是中古高地德语“daz ist der Nibelungenôt”（Nhd.[28]“das ist der Untergang der Nibelungen”，“这就是尼伯龙人的灭亡”），因此也被称为“nôt本”（“亡本”）；而手抄本C的末尾诗行是中古高地德语“daz ist der Nibelungeliet”（Nhd.“Das ist die Dichtung von den Nibelungen”，“这就是《尼伯龙人之诗》”），因此也被称为“liet本”（“诗本”）。

本文的研究对象——《尼伯龙人之歌》在十八世纪德国的接受史，就始于手抄本C的发现，那是1755年，这是德语文学史和德语语言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这部从十三世纪开始流行的中古英雄史诗，到十六世纪却已被人完全遗忘，早就被丢弃在历史的阁楼里。[29]直到1755年6月29日，博登湖畔城市林岛（Lindau）的一个叫欧伯莱特（Jakob Hermann Obereit,1725-1798）的外科医生，在霍恩埃姆斯伯爵的私人图书馆（Gräflichen Bibliothek zu Hohenems）翻阅旧书时，无意中发现了一部中世纪的手抄本，当时没人知道这是本什么书。欧伯莱特完全可以将它重新束之高阁，然后让这“尼伯龙人的宝藏”继续尘封。然而他没有，这位外科医生凭借敏锐和洞见感知到此次发现非比寻常，在草草浏览之后，他立即致信瑞士苏黎世历史教授、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博德默尔（Johann Jakob Bodmer，1698-1783），在这封仓促完成的信中欧伯莱特描述了自己的发现，难掩兴奋之情：

我发现了两个古老的装订好的羊皮手抄本，内容是古施瓦本语的诗歌，其字迹清晰，是中等厚度的四开本，看上去是连贯而详细的英雄诗歌，关于勃艮第女王或公主克里姆希尔德，书名是âventiure von den Nibelungen，整部书以âventiure作为章节划分单位，[30]手稿保存状态良好。[31]

因了这位独具慧眼的外科医生，这部德语中世纪文学最重要的英雄史诗、德语语言发展史上的中古高地德语代表作终于重见天日，在德国文化史上，这个历史节点被称为“《尼伯龙人之歌》的重新发现”，[32]他发现的手抄本就是今日所说的“手抄本C”，发生在1755年的这一发现唤醒了人们对中世纪文化的兴趣。

《尼伯龙人之歌》手抄本C的第1页

三

无名诗人的集体之声

中古英雄史诗《尼伯龙人之歌》是德语中世纪文学的重要作品，是德语文学史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从德语语言史角度来看，十二世纪末，在上德意志地区产生了一种基于阿雷曼语和东法兰克语的书面文学语言，这就是中古高地德语，《尼伯龙人之歌》是中古高地德语的代表作。“创作”了《尼伯龙人之歌》的那些当年生活在帕骚主教管区（包括维也纳在内）的无名诗人们，在德语语言史上也被称为“中古高地德语代表诗人”。

与宫廷史诗不同，英雄史诗作者大都佚名，[33]这些歌者/诗人有意将自己与宫廷诗人区别开来，他们并不视自己为创作者，而将自己当作“集体传统”（kollektive Tradition）的代言人，如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们只是传播那些储存在“集体记忆”（kollektives Gedächtnis）中的“古史旧闻”（alte Mären）的中间人，虽然他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讲述并诠释他们传承下来的那些故事，可以说，英雄史诗歌者发出的是一种超越个人的“集体之声”（Stimme eines Kollektivs）。[34]

这种佚名性也与英雄史诗的口头性有关。《尼伯龙人之歌》的口头叙事传统肇端于公元五世纪，讲述的是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代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史诗在十二世纪晚期形成文学书面语并完成了媒介转化。今天我们能读到的《尼伯龙人之歌》文本成形于1180至1210年之间，[35]这个时期也是德语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是德国历史上世俗语言文化的第一个繁荣期。

克里姆希尔德命令侍卫杀死兄长恭特

《尼伯龙人之歌》还保留了许多口语特征。比如从语言风格上看：频繁使用程式化语汇、古风语汇、重复性语句以及排比句式等等；从叙事角度来看：线性叙事，反复出现的情节模式和叙事主题，作为叙事出发点和背景的历史事件，以及擅用叙述者伏笔——这种暗示性预告可以充分制造悬念。[36]

如前所述，史诗的口耳相传并非建立在一个原始版本基础之上，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原始版本的《尼伯龙人之歌》。那些无名的诗人们都是在新的历史交流境况之下讲述的自己所处时代的《尼伯龙人之歌》，他们的叙述必须适应每个时代和人群的经验和想象力以及兴趣，正如古埃及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所说：“对任何故事的口头讲述都是一种更新意义的过程。”[37]

当年那些口耳相传讲唱着《尼伯龙人之歌》的诗人歌者们可能是骑士、僧侣或者游吟诗人。到了1200年左右，将《尼伯龙人之歌》记录下来并使史诗从口头文学转变为书面文学的诗人们则多是僧侣，因为当年对《尼伯龙人之歌》成书给予鼎力赞助的是1191-1204年间担任帕骚大主教的艾尔拉（Wolfger von Erla，1140-1218）。如前所述，这些当年生活在帕骚主教管区的无名诗人们，在德语语言史上被称为“中古高地德语代表诗人”。而无论是口耳相传时代的那些歌者，还是十二世纪以后的这些抄写者，他们在德语语言史和文学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无名诗人，如今他们被统一称作“《尼伯龙人之歌》诗人”（Nibelungenlied-Dichter）。

四

“荷马赞”的时代

今天，如果我们提及《尼伯龙人之歌》作为中古英雄史诗的口头性，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荷马史诗，因为诸如“程式化语汇”、“重复性语句”、“叙述者伏笔”这样的口头文学特征也存在于荷马史诗中。[38]与荷马史诗一样，《尼伯龙人之歌》的传承与传播起初也不是借助书籍文化和阅读文化，而是借助“诵读文化”（Rezitationskultur）来完成的。[39]这种文学性口语被历代传抄者记录并加以修饰，最终形成了文学性书面语，书写者们在传抄过程中很可能有意识地保留了口语特征，或者说是摹仿了口语特征。

1755年，当那位林岛医生写信给博德默尔的时候，后者作为深谙古典文学的学者，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就联想到了古希腊英雄史诗《伊利亚特》。此后，将《尼伯龙人之歌》诗人“荷马化”（Homerisierung）[40]的努力贯穿在博德默尔之后数年的出版与研究之中，他关于“德意志伊利亚特”（eine Deutsche Ilias）的观点，在十九世纪的日耳曼学界成为一种主流接受观，直至《尼伯龙人之歌》最终被解读为一部“德意志民族史诗”。

西格夫里特之死

在德语文学史和语言史上，瑞士学者博德默尔并不是重要人物，但如果将博德默尔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教授布赖廷格（Johann Jakob Breitinger，1701-1776）这两个名字并列在一起，也许人们就会想起十八世纪敢于向“莱比锡文学教皇”[41]戈特舍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1700-1766）挑战的那一对瑞士学者了。这两位瑞士学者因与戈特舍德展开论战而青史留名，论战绵延近十年，史称“诗人之争”。[42]诚如王建先生所说：“这场论争可以看作从启蒙文学早期向晚期过渡的标志。”[43]说起博德默尔对《尼伯龙人之歌》的接受阐释，通常不能不提布赖廷格；同样不能忽略的则是德国启蒙时代著名诗学、形而上学和逻辑学学者戈特舍德；可以说，博德默尔和布赖廷格对《尼伯龙人之歌》的接受阐释是包含在戈特舍德的诗学框架之内的。

博德默尔将《尼伯龙人之歌》与荷马史诗作比并非纯粹个人发现，而是时代氛围使然。如果说，《尼伯龙人之歌》文本成形的1200年左右是德语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是德国历史上世俗语言文化的第一个繁荣期，那么《尼伯龙人之歌》的重新发现之时，即1755年，则恰逢欧洲人对荷马史诗重燃兴趣之时，[44]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何当时产生了那么多将二者进行比较的研究。[45]在同时代的德语诗学中，“荷马赞”（Homerlob）或者说“荷马崇拜”（Homer-Verehrung）占主导。[46]在戈特舍德看来，古希腊罗马文学著作是文学创作的典范，[47]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则代表了诗歌的绝对标准，它们必须被摹仿，但后人却无法企及，更难以超越。在这一点上，戈特舍德的论敌博德默尔和布赖廷格也并无异议，他们也认为荷马是超越一切的自然诗人，如但丁所谓“诗歌之王”（poetasoberano），荷马史诗是独特而非凡的艺术作品。

五

“一种《伊利亚特》”：博德默尔的接受模式

1755年7月中旬，博德默尔收到了欧伯莱特给他寄来的《尼伯龙人之歌》手抄本。博德默尔在1755年8月24日写给其友人齐维格（Laurenz Zellweger）的信中提起了《尼伯龙人之歌》手抄本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当他翻开这部中世纪手抄本时，他立刻意识到：“它是一种《伊利亚特》，至少是某种含有《伊利亚特》之基础的东西”。[48]可以说，将《尼伯龙人之歌》与荷马史诗进行类比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博德默尔一生的研究工作中，他开辟了一种对史诗理解的新视角，在《尼伯龙人之歌》作为德意志民族神话的接受历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博德默尔（1698-1783）

1757年，博德默尔编印了首版《尼伯龙人之歌》，这可以说是他的第一个研究成果。然而，这部中古高地德语史诗在1757年的第一版却并没有被命名为《尼伯龙人之歌》，而是《克里姆希尔德之复仇，与哀诉》（Chriemhilden Rache, und die Klage）。[49]这个书名本身就揭示了博德默尔对史诗手稿文本的选择性处理：博德默尔只选取了史诗39歌中的最后12歌进行编纂出版，情节上只包括克里姆希尔德在艾柴尔宫中复仇的部分；因此，首版《尼伯龙人之歌》实际上仅仅包含全本的最后三分之一的内容。[50]但是，博德默尔却为史诗附加上了《哀诉》（die Klage）部分。

博德默尔对《尼伯龙人之歌》的选择性编纂处理体现了他对史诗的接受模式，这种接受模式是建立在博德默尔独特的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其特点是强调史诗的“奇异性”（das Wunderbare）。[51]奇异性包括幻想的、梦境的、神奇的、怪诞的、奇妙的事，即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奇异性产生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之中，尽管奇异性更倾向于虚构，但它却追求真实；奇异性建立在或然性（Wahrscheinlichkeit）的基础之上，它不是谎言，他只是造成一种假象（Schein）;奇异性证明了在相互并不矛盾的真实与或然性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联系，因为奇异性归根结底还是以真实与或然性为基础的。因此，奇异性即“乔装以后的或然性”。[52]

戈特舍德也将“奇异性”作为与“或然性”相对的概念收在他的诗学理论中，[53]虽然他也许并不情愿这么做，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奇异性”这个概念向戈特舍德诗学所强调的“或然性”概念提出了挑战。戈特舍德将文学的“或然性”定义为：

虚构的事情与实际发生的事情相似，或者说，就是情节框架与自然的一致。[54]

文学的“奇异性”是戈特舍德与博德默尔和布赖廷格发生论争的焦点问题之一，因为“奇异性”正是启蒙主义所反对的“非理性”的代表。尽管他的创作教条是从根本上排斥奇异性的，但是诚如王建先生所言，戈特舍德“还是在情节框架中给奇异性保留了一定的空间”，[55]但他强调奇异性的情节中不可以没有内在合理性，“要符合理性世界的构想，同时要有道德教育作用，绝不是为了奇异而奇异”。[56]戈特舍德认为文学的内在本质就是摹仿自然，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可感知性，对他来说，只有在或然性的基础上摹仿自然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才能产生美。[57]

克里姆希尔德的梦

与戈特舍德对“或然性”的狭义要求相反，博德默尔和布赖廷格承认“诗意幻想逻辑”的存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可能的真实”的逻辑，他们强调诗人不可以仅仅作为自然的摹仿者（Nachahmer der Natur），更应该是一位创作者（Schöpfer），也就是要有创造性。[58]他们认为文学表现的对象既不是真实，也不是或然性，而是奇异性，以令读者拍案惊奇，并直抵其心。但是，诗人也不可以过度使用奇异性情节，虽然他常常不得不如此进行创作。博德默尔将这种“根植于理性的奇异性”描述为“新”（das Neue，是一切诗意之美的源泉）的最高与最终阶段，是诗歌最重要的元素。[59]

正是基于这种美学与诗学理论，博德默尔编纂出版了只包含史诗最后12歌的首版《尼伯龙人之歌》（1757）。根据史诗中奇异性情节的含量，博德默尔将史诗的最后一部分（从“贝希拉恩小住”开始）独立成书，并认为这最后12歌构成了一部“相当合理的作品”。[60]博德默尔认为史诗前面那些被他删去的歌中的奇异性情节过多，因此不适宜（甚至也不可能）“被整本地印出来。”[61]博德默尔认为，他的选择性编纂使《尼伯龙人之歌》文本中存在的严重的艺术和美学错误——即情节上缺乏统一性——得到了修正。[62]

事实上，博德默尔对《尼伯龙人之歌》的选择性编纂参考了荷马对《伊利亚特》的结构处理：荷马也将阿基琉斯与阿伽门农冲突之前的十年战争全部省略不表，而以“阿基琉斯的愤怒”为第一主题；[63]不难看出，博德默尔之所以选择“克里姆希尔德之复仇”为《尼伯龙人之歌》的第一主题，就是仿照了荷马对史诗结构的处理方法。[64]博德默尔从诗学理论上解释了自己的做法，他认为，读者只能接受符合美学要求的那一部分，也只有这一部分才能长久散发出艺术魅力。

《伊利亚特》

虽然博德默尔只选取了史诗39歌中的最后12歌作为《尼伯龙人之歌》首版进行编纂出版，但他却为史诗附加上了《哀诉》（die Klage）部分，《哀诉》的手抄本也是欧伯莱特在1755年和史诗手稿一起发现的。博德默尔认为《哀诉》是一部独立的作品，他将《哀诉》看作《伊利亚特》的第24卷——即史诗结尾，因此觉得有必要把《哀诉》作为尾声与“克里姆希尔德之复仇”一起出版。[65]用博德默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它（指《哀诉》）与《伊利亚特》的最后一歌——安德罗玛刻、赫卡贝 和海伦的哀诉挽歌与赫克托耳的葬礼——是近似的。[66]

博德默尔认为，《尼伯龙人之歌》中有“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东西，有一种伟大的清澈与纯真质朴。”[67]《尼伯龙人之歌》诗人具有与荷马相近的能力，单单用情节本身就引发了读者的好感，并且能把读者变成听众。与《伊利亚特》一样，《尼伯龙人之歌》充满了战争场面，

有不同性格的英雄，展现着各式各样的勇气，每一个个体都能通过他的 语言和行动成为一个人物。[68]

这种战争场景正是非凡的情节，它们与“奇异性”相关，这是史诗的基本要素。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尼伯龙人之歌》堪比甚至超越了荷马史诗。这部史诗仍然缺乏节制，其中最不受欢迎的就是虚假的“奇异性”，因此博德默尔认为：“如果把过多的战士数量削减，并控制其他类似的东西到适度”，才能得到一部更好的著作。[69]正是根据这个原则——以向《伊利亚特》看齐——十年后，1767年，博德默尔重新把最后部分加工改写成了六音步诗行，[70]这被后来的学者戏称为“用铿锵的苏黎世口音六音步来歌唱”。[71]

博德默尔对荷马的五体投地的膜拜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减弱，到了晚年，他也开始对《尼伯龙人之歌》前面那些曾被他抛弃的部分发生兴趣；可当他计划着将史诗的前几十歌进行改写编纂，以便使其具有“连贯统一性”之时，已经太晚，他并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一计划就去世了，将完整的《尼伯龙人之歌》出版的任务留给了他的学生海因里希·米勒（Christoph Heinrich Müller/Myller，1740-1807）。

尼伯龙人献上宝藏

虽然博德默尔对《尼伯龙人之歌》的编纂出版有极大局限性，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接受模式从整体上看是不成功的；但博德默尔（及布赖廷格）对这部史诗进行推广的努力是众所周知的，其接受模式对浪漫主义时代《尼伯龙人之歌》接受观具有先锋意义。

六

海因里希·米勒的接受模式

1782年，在博德默尔帮助与支持之下，海因里希·米勒出版了第一部完整版史诗《尼伯龙人之歌》。[72]严格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混合文本——是手抄本A（到第1642诗节）和手抄本C（根据博德默尔1757年版本整理）加上《哀诉》的合本。

海因里希·米勒本来是瑞士一名中学老师，由于政治原因不得不移民到德国柏林，在一所中学任教，教授哲学和历史。他本人对史诗的兴趣并不大，他只是以“戈特舍德之眼光”来看待这部史诗，认为它是对自然的忠实摹仿。[73]海因里希·米勒对博德默尔的《伊利亚特》类比也不通晓，但这种一知半解并不能阻碍他为了推广这部书而提到荷马史诗——只不过他要以另一种方式来提及——他将《尼伯龙人之歌》与古典史诗进行了区分：

我承认，它既不是《伊利亚特》也不是《埃涅阿斯纪》，但它讲述得简单，清晰，流利，有时还非常生动，能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因为巨大反差而产生无比吸引力的时代。[74]

正如著名日耳曼中世纪学学者艾里斯曼（Otfrid Ehrismann）所批评的那样，海因里希·米勒谄媚于那些爱好文艺的贵族，因为他的编纂需要赞助，他一直设法“往上爬”，直爬到他的主子——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1712-1786）那里。[75]他不仅将这本书献给了腓特烈二世，而且希望国王能替他去推销。作为一名历史教师，海因里希·米勒推崇古物的价值，他甚至认为这部史诗仿佛中国瓷器一般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76]然而这位瑞士中学老师没能成功判断出客户的需求，他大概不知道，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并不一定稀罕中国瓷器，毕竟他的父亲普鲁士“士兵王”腓特烈·威廉一世（1688-1740）曾经做过一笔震惊欧洲的交易：1717年，腓特烈·威廉一世用151件康熙青花瓷从酷爱艺术的瓷器迷萨克森“强力王”腓特烈·奥古斯都一世（1670-1733）那里换得一整个龙骑士兵团——600名萨克森骑兵，600匹战马，以及600副盔甲、武器、装备。

腓特烈二世在资助了史诗出版之后，却在一封信中对中古高地德语写就的《尼伯龙人之歌》极尽贬损之恶评：他认为这部史诗“一文不值”，其语言也完全不能如编者所声称的那样“可以丰富德意志语言”，甚至完全“不值得被从历史的尘封之中取出”，在他自己的藏书中“绝不容许出现如此低俗之书”，甚至声称他会将这部书“弃掷”，因此海因里希·米勒献给他的那么多本《尼伯龙人之歌》，“将很可能闲置在那里，并且难逃被各大图书馆忽视的命运，因为它们应该不会得到太多的需求承诺”。[77]腓特烈二世的这段恶评成为《尼伯龙人之歌》接受史上一段著名的轶事遗闻。

对于“爱将军而不爱将军罐”的普鲁士国王，海因里希·米勒以中国瓷器作比来突出这部中古史诗的收藏价值显然没有产生任何说服力，他没能使《尼伯龙人之歌》赢得普鲁士上层贵族社交圈的青睐，他的接受模式在普鲁士宫廷中没能产生有意义的影响。此后，海因里希·米勒也返回了家乡苏黎世。

七

“它可以变成德意志《伊利亚特》”

身为黑森-卡塞尔侯爵宫廷图书管理员，瑞士裔历史学家冯·米勒（Johannes von Müller，1752-1809）感受到这部史诗的独创性，他宣称《尼伯龙人之歌》具有独特的自身价值，他甚至有意识地使用虚拟语气[78]来表达自己的期望：“《尼伯龙人之歌》可以变成德意志《伊利亚特》。”[79]冯·米勒为“《尼伯龙人之歌》变成德意志《伊利亚特》”设定了前提条件：《尼伯龙人之歌》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研究传统才可能变成德意志《伊利亚特》；它要与荷马史诗一样，拥有自己的“尼学”（Nibelungenphilologie）。[80]针对海因里希·米勒出版于1782年的第一部完整版《尼伯龙人之歌》，冯·米勒认为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编纂处理，比如句读、拼写错误的改进以及基于正字法的简化都是必要的，这些都是为了使《尼伯龙人之歌》具有可读性，从而吸引更多读者。

克里姆希尔德请求艾柴尔邀请勃艮第人前来匈奴宫廷赴宴

博德默尔和布赖廷格这两位瑞士文学批评家对《尼伯龙人之歌》的接受并不是完全出于民族主义的兴趣，而是从他们的诗学理论角度出发的；而历史学家冯·米勒对诗学与美学的解释则并不感兴趣，他是第一位真正从历史角度来解读《尼伯龙人之歌》的学者，他考察了《尼伯龙人之歌》中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发生地，并认为史诗早在查理曼大帝时代就已经出现，[81]他建立了一个历史导向的接受模式，但忽视了史诗审美。冯·米勒认为，德意志民族应该为这部中古史诗感到骄傲，因此，还需要一个质量远远超过前几版本的新版《尼伯龙人之歌》，以便可以向更广泛的受众阐释那些难以理解的中古高地德语文本。[82]

八

结语：“德意志民族史诗”初长成

1755年《尼伯龙人之歌》手抄本的发现无疑唤醒了人们对中世纪的兴趣。当时德国文坛以戈特舍德为代表，膜拜法国古典主义，唯法国文化马首是瞻，在轻视德意志民族性的同时，也忽视了正在成形的“有教养的市民阶级”的文化需求与民族意识。在瑞士学者博德默尔与布赖廷格的努力之下，“《尼伯龙人之歌》的重新发现”成为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也成为一场新的爱国主义运动的起点。

《尼伯龙人之歌》

《尼伯龙人之歌》的重新发现恰逢一个特殊时代，当时德意志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正在努力从对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模仿中拯救自己的民族文学；而有教养的市民阶级也开始要求摆脱法国理性主义至高无上地位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压抑。《尼伯龙人之歌》的重新发现恰好满足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需求。有教养的市民阶级群体成为一种“新的爱国主义”的载体，这种爱国主义是围绕着“文化民族”（Kulturnation）这个概念发展出来的。当时，在黑森-卡塞尔侯爵宫廷中聚集了大量贵族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中产阶级，他们愿意为《尼伯龙人之歌》的推广倾囊相助，并认为这是一种爱国行为。

作为当时欧洲最富有的选侯之一，黑森选侯威廉一世（Wilhelm I. von Hessen-Kassel，1743-1821）在1785年就职时即宣布，在其治下必要抑制法国文化在其宫廷中的影响。1786年，卡塞尔文物协会的《新法规》也遵循了选侯提出的“爱国主义路线”，新法明确规定：德意志古代和中世纪历史将得到“最高级别的尊崇”并将成为主要研究对象。[83]国务大臣冯·施利芬（Martin Ernst von Schlieffen，1732-1825）在《尼伯龙人之歌》中看到了一部德意志文化史，他赞美史诗所展现的德意志精神；冯·施利芬的史诗解读带有明确的爱国主义倾向，其目标就是为了否定语言和文化上的“法国影响”。[84]在接下来的十九世纪里，这种观点成为“日耳曼化趋势”中的流行观点，通过史诗内容阐释，《尼伯龙人之歌》获得了高度的大规模的政治更新，[85]并最终成为“德意志民族史诗”。

注释

[1] Misere（f.）作为一个借自法文misére的外来词，在十八世纪超越了德文同义词Elend(n.),成为当时的流行词汇。参见范大灿主编、范大灿著《德国文学史》（第二卷），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页1。

[2] 赫尔德在其著作《关于人类教育的另一种历史哲学》（Auch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1774; Werke Bd. 5)和《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1784-1791; Werke Bd. 13-14)中，提出一种基于《圣经》文本的“民族”（Volk=Nation）概念。

[3] Goethe, Dichtung und Wahrheit, 2. Teil, 7. Buch, in Werke. Hamburger Ausgabe, Bd.9,S.279f.

[4] 参见范大灿主编、安书祉著《德国文学史》（第一卷），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以及李维、范鸿译《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1-102页。

[5] Joachim Heinzle und Anneliese Waldschmidt（Hrsg.）: Die Nibelungen. Ein deutscher Wahn, ein deutscher Alptraum. Studien und Dokumente zur Rezeption des Nibelungenstoff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Hrsg. von, Frankfurt a. M.: Suhrkamp Verlag,1991.

[6] 参见Otfrid Ehrismann, Das Nibelungenlied in Deutschland. Studien zur Rezeption des Nibelungenlieds von der Mitte des 18. Jahrhunderts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1975, S.85.

[7] 同上, S.84.

[8] Goethe, Tagebuchnotiz, 16.11.1808, in: Goethes Tagebücher, Bd. 3, 1801-1808 (Goethes Werke, hg. i. A. d. Großherzogin Sophie von Sachsen, Abt. 3, Weimar, 1889), S.399f.

[9] Goethe, Zu Simrocks Nibelungenübersetzung, in: Sämtliche Werke, Jubiläumsausgabe, Bd. 38, Schriften zur Literatur, T.3, hrsg. v. O. Walzel, Stuttgart und Berlin: Cotta, 1902, S.127.

[10] Goethe, Gespräch am 16.11.1808, S.227.

[11] Goethe, Zu Simrocks Nibelungenübersetzung, in: Sämtliche Werke, Jubiläumsausgabe, Bd. 38, Schriften zur Literatur, T.3, hrsg. v. O. Walzel, Stuttgart und Berlin: Cotta, 1902.

[12] 同上, S.127.

[13] 据朱光潜先生按，歌德当时所读中国传奇乃《风月好逑传》，歌德读的是该传奇的法译本。参见[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19页。

[14] 译文参考同上，第121页。

[15] 同上。

[16] 德文原文：Wir müssen nicht denken, das Chinesische wäre es, oder das Serbische, oder Calderon, oder die Nibelungen; sondern im Bedürfnis von etwasMeisterhaftem müssen wir immer zu den alten Griechen zurückgehen, in deren Werken stets der schöne Mensch dargestellt ist. Alles übrige müssen wir nur historisch betrachten und das Gute, so weit es gehen will, uns daraus aneignen.（Goethe, Gespräch am 31.01.1827，in: Gespräch mit Goeth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 von Johann Peter Eckermann, 21. Originalaufl. hg. v. H. H. Houben, Leipzig, 1925, S.181.）译文参考[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22页；[德]艾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

[17] 德文原文：Das Classische nenne ich das Gesunde, und das Romantische das Kranke. Und da sind die Nibelungen classisch wie der Homer, denn beyde sind gesund und tüchtig. (Goethe, Gespräch am 2.4.1829，in: Gespräch mit Goeth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 von Johann Peter Eckermann, 21. Originalaufl. hg. v. H. H. Houben, Leipzig, 1925, S.236.）译文参考[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1页。

[18] Goethe, Zu Simrocks Nibelungenübersetzung, in: Sämtliche Werke, Jubiläumsausgabe, Bd. 38, Schriften zur Literatur, T.3, hrsg. v. O. Walzel, Stuttgart und Berlin: Cotta, 1902, S.127.

[19] 参见Otfrid Ehrismann, Das Nibelungenlied in Deutschland. Studien zur Rezeption des Nibelungenlieds von der Mitte des 18. Jahrhunderts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1975, S.87.

[20] 同上, S. 21.

[21] Das Nibelungenlied书名汉译目前主要有三种：钱春绮先生译作《尼贝龙根之歌》（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另有一种常见译名是《尼伯龙根之歌》；安书祉先生译作《尼伯龙人之歌》（2017年译林出版社第1版），范大灿先生主编的《德国文学史》（2006）也采用了安书祉先生的译法。笔者亦遵循安先生的译法。而之所以译作《尼伯龙人之歌》，安书祉先生在其译林版《尼伯龙人之歌》（2017）的《译者前言》中已作阐释，在此笔者不再赘述。

[22] Mittelhochdeutsch，“中古高地德语”，缩写为Mhd.。

[23] 然而，中古高地德语liet与新高地德语Lied（“歌”）并不完全同义；一般认为，中古高地德语liet更近似于新高地德语的Dichtung（“诗”），因此末尾诗行daz ist der Nibelungeliet译为Das ist die Dichtung über die Nibelungen[这就是《尼伯龙人之诗》]或更佳。参见Lother Voetz, „Daz ist der Nibelunge liet“, in Badische Landesbibliothek Karlsruhe u. Badisches Landesmuseum Karlsruhe (Hrsg.), „Uns ist in alten Mären…“- Das Nibelungenlied und seine Welt, Darmstadt: Primus-Verlag, 2003, S.12.

[24] 同上。

[25] Der Nibelunge Not mitder Klage. In der ältesten Gestalt mit den Abweichungen der gemeinen Lesart. Hrsg. v. KarlLachmann. Berlin, 1826。关于拉赫曼对于手抄本的划分依据参见Werner Hoffmann, Nibelungenlied, 6., überarbeitete und erweitere Auflage des Bandes Nibelungenlied von Gottfried Weber und Werner Hoffmann, Stuttgart, Weimar: J.B. Metzler Verlag, 1992, S.75.

[26] 有关《尼伯龙人之歌》手抄本文本内容的争议在德语中世纪学学界从十九世纪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史称“手稿之争”（Handschriftenstreit）。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尼伯龙人之歌》文本版本分别是：基于手抄本B的Bartsch/de Boor（1988）版，基于手抄本A的Lachmann（1878）版，以及基于手抄本C的Hennig（1977）版。参见Otfrid Ehrismann, Nibelungenlied. Epoche – Werk - Wirkung,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S.13.

[27] 参见Lother Voetz, „Daz ist der Nibelungeliet“, in Badische Landesbibliothek Karlsruhe u. Badisches LandesmuseumKarlsruhe (Hrsg.), „Uns ist in alten Mären…“- Das Nibelungenlied und seine Welt, Darmstadt: Primus-Verlag, 2003, S.26.

[28] Neuhochdeutsch，“新高地德语”，缩写为Nhd.。

[29] 《尼伯龙人之歌》最晚手稿见于著名的《安布拉斯英雄史诗手抄本集》（Ambraser Heldenbuch，十六世纪初），此后再无人抄写，只是偶尔有个别学者将其作为历史出处而提及而已，比如1551年瑞士学者拉奇乌斯（W. Lazius）在其关于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历史著作中援引了《尼伯龙人之歌》中的片段。参见Joachim Heinzle, Die Rezeption in der Neuzeit, in Badische Landesbibliothek Karlsruhe u. Badisches LandesmuseumKarlsruhe (Hrsg.), „Uns ist in alten Mären…“- Das Nibelungenlied und seine Welt, Darmstadt: Primus-Verlag, 2003, S.163；以及范大灿主编、安书祉著《德国文学史》（第一卷），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30] 《尼伯龙人之歌》的结构划分单位是âventiure（汉译通行本译为“歌”），这个中古高地德语单词在新高地德语里面并没有完全对应的单词，Kapitel（“章回”）并不能涵盖âventiure所蕴含的所有意义，比如âventiure有“冒险与奇遇”的含义。

[31] 转引自Johannes Crueger, Der Entdecker der Nibelungen, Frankfurt a. M.: Rütten&Loening, 1883, S.28.

[32] 事实上，有关西格夫里特（Siegfried）的传说故事并非一直湮没无闻，“尼伯龙人传说”的叙事传统从十三世纪中期到十六世纪始终存在，1755年的这次手抄本发现因此被称为“重新发现”。

[33] 在中古英雄史诗的作者中，只有极少数名字流传至今，比如《Goldemar》的作者Albrecht von Kemenaten。参见Dorothea Klein，Mittelalter: Lehrbuch Germanistik, 2., aktualisierte Auflage, Stuttgart, Weimar: Verlag J.B. Metzler, 2015, S.103.

[34] 参见Klaus Grubmüller, Werkstatt-Typ, Gattungsregeln und die Konventionalität der Schrift. Eine Skizze. In: Texttyp und Textproduktion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 Hrsg.von Elizabeth Andersen/Manfred Eikelmann/Anne Simon unter Mitarbeit von Silvia Reuvekamp.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5, S. 31–40.

[35] Wilhelm Schmidt,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Ein Lehrbuch für das germanistische Studium, 11. Auflage, Stuttgart: S. Hirzel Verlag, 2013, S.85.

[36] 关于《尼伯龙人之歌》的口语特征参见Dorothea Klein，Mittelalter: Lehrbuch Germanistik, 2., aktualisierte Auflage, Stuttgart Weimar: Verlag J.B. Metzler, 2015.以及Florian M. Schmid，Die Fassung *C des ›Nibelungenlieds‹ und der ›Klage‹. Strategien der Retextualisierung,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2018.

[37] Jan Assmann，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2007, S.48-56.

[38] 参见陈中梅：《伊利亚特》“译序”，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

[39] Jan Assmann，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2007, S.276.

[40] Heinzle Joachim, Die Rezeption in der Neuzeit, in Badische Landesbibliothek Karlsruhe u. Badisches LandesmuseumKarlsruhe (Hrsg.), „Uns ist in alten Mären…“- Das Nibelungenlied und seine Welt, Darmstadt: Primus-Verlag, 2003, S.163.

[41] 参见Otfrid Ehrismann, Nibelungenlied. Epoche – Werk - Wirkung,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S.169.

[42] 卫茂平主编《德语文学辞典：作家与作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6页。

[43] 王建《理性的诗学——试论戈特舍德的诗学理论》，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4年第2期，第62页。

[44] 对于由法国文学家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发表的贬低荷马的演讲和长诗（1687）所引起的欧洲文化界的“古今之争”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有关“古今之争”参见刘小枫著《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

[45] 参见Klaus von See, Das Nibelungenlied – ein Nationalepos? in: Die Nibelungen. Ein deutscher Wahn, ein deutscher Alptraum. Studien und Dokumente zur Rezeption des Nibelungenstoff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Hrsg. von Joachim Heinzle und Anneliese Waldschmidt, Frankfurt a. M.: Suhrkamp Verlag,1991, S.57.；以及Otfrid Ehrismann, Das Nibelungenlied in Deutschland. Studien zur Rezeption des Nibelungenlieds von der Mitte des 18. Jahrhunderts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1975, S.27.

[46] 参见Thomas Bleicher, Homer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450-1740).Zur Rezeption der Antike und zur Poetologie der Neuzeit,Stuttgart:J.B. Metzler Verlag, 1972, S.204f.

[47] 参见王建《理性的诗学——试论戈特舍德的诗学理论》，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4年第2期，第60页。

[48] 转引自Johannes Crüger, Die erste Gesammtausgabe der Nibelungen. Frankfurt a. M.:Literarische anstaltRütten&Loening, 1884, S.21.

[49] 参见Johann Jakob Bodmer: Chriemhilden Rache, und Die Klage; zwey Heldengedichte Aus dem schwæbischenZeitpuncte. Samt Fragmenten aus dem Gedichtevon den Nibelungen und aus dem Josaphat, Darzukoemmt ein Glossarium.Zyrich: Orell und Comp.,1757.

[50] 参见Felix Leibrock, Aufklärung und Mittelalter. Bodmer, Gottsched und die mittelalterliche deutsche Literatur, Frankfurt a. M.: Lang, 1988, S.19.; Joachim Heinzle, Die Nibelungen. Lied und Sage, Darmstadt: Primus, 2005, S.108.;Helmut Brackert, Nibelungenlied und Nationalgedanke. Zur 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Ideologie, in: Mediævalialitteraia.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de Boor zum 80. Geburtstag. Mit 20 Abbildungen auf Tafeln, Hrsg. v. Ursula Henning und Herbert Kolb, München: C.H.Beck, 1971, S. 345.

[51] “奇异性”，德文das Wunderbare，又译作“奇异的东西”，参见范大灿主编、范大灿著《德国文学史》（第二卷），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58页。

[52] 参见Christoph Schmid, Die Mittelalterrezeption des 18. Jahrhunderts zwischen Aufklärung und Romantik, Frankfurt a. M., Bern, Las Vegas: Lang, 1979 (Regensburger Beiträge zur deutschen Sprach- 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 19),S.108ff.

[53] Johann Jacob Breitinger,Critsche Dichtkunst, Zürich, 1740.参见范大灿主编、范大灿著《德国文学史》（第二卷），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54] 转引自范大灿主编、范大灿著《德国文学史》（第二卷），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58页。

[55] 王建《理性的诗学——试论戈特舍德的诗学理论》，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4年第2期，第59-70页。

[56] 同上，第63页。

[57] 戈特舍德对启蒙文学的最大贡献是他的诗学著作《写给德国人的批判性诗学浅论》(Versuch einer Critischen Dichtkunst vor die Deutschen, 1730) ,他的诗学“在理性的基础上为文学制定了明确的规则体系”（王建语）。在这部著作中，戈特舍德抵制拒绝了“我们祖先的野蛮品味”（barbarische Geschmack unsrer Vorfahren），祖先的“英雄史诗”和“骑士小说”并不“符合理性的英雄诗歌的规律（Regeln eines vernünftigen Heldengedichtes）”参见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 Versuch einer CritischenDichtkunst. In: Ausgewahlte Werke. Hrsg. von Joachim und Brigitte Birke. Bd. 6, 2 Teil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73.

[58] 参见Johann Jakob Bodmer: Chriemhilden Rache, und Die Klage; zwey Heldengedichte Aus dem schwæbischenZeitpuncte. Samt Fragmenten aus dem Gedichtevon den Nibelungen und aus dem Josaphat, Darzukoemmt ein Glossarium.Zyrich: Orell und Comp.,1757.

[59] 参见Otfrid Ehrismann, Das Nibelungenlied in Deutschland. Studien zur Rezeption des Nibelungenlieds von der Mitte des 18. Jahrhunderts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1975, S.28ff.

[60] Johann Jakob Bodmer: Chriemhilden Rache, und Die Klage; zwey Heldengedichte Aus dem schwæbischenZeitpuncte. Samt Fragmenten aus dem Gedichtevon den Nibelungen und aus dem Josaphat, Darzukoemmt ein Glossarium.Zyrich: Orell und Comp.,1757, S.V.

[61] 同上, S.X.

[62] Joachim Heinzle, Die Nibelungen. Lied und Sage, Darmstadt: Primus, 2005, S.109.

[63] 参见陈中梅：《伊利亚特》“译序”，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42页。

[64] 参见Otfrid Ehrismann, Das Nibelungenlied in Deutschland. Studien zur Rezeption des Nibelungenlieds von der Mitte des 18. Jahrhunderts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1975, S.30f.以及Joachim Heinzle, Die Nibelungen. Lied und Sage, Darmstadt: Primus, 2005, S.109.

[65] 参见Annegret Pfalzgraf, Eine Deutsche Ilias? Homer und das ‚Nibelungenlied’ bei Johann Jakob Bodmer. Zu den Anfängen der nationalen Nibelungenrezeption im 18. Jahrhundert, Marburg:Tectum Verlag, 2003, S.102.

[66] 参见Johann Jakob Bodmer: Chriemhilden Rache, und Die Klage; zwey Heldengedichte Aus dem schwæbischenZeitpuncte. Samt Fragmenten aus dem Gedichtevon den Nibelungen und aus dem Josaphat, Darzukoemmt ein Glossarium.Zyrich: Orell und Comp., S.VIII.

[67] 转引自Otfrid Ehrismann, Das Nibelungenlied in Deutschland. Studien zur Rezeption des Nibelungenlieds von der Mitte des 18. Jahrhunderts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1975, S.32.

[68] Johann Jakob Bodmer: Chriemhilden Rache, und Die Klage; zwey Heldengedichte Aus dem schwæbischenZeitpuncte. Samt Fragmenten aus dem Gedichtevon den Nibelungen und aus dem Josaphat, Darzukoemmt ein Glossarium.Zyrich: Orell und Comp.,S.VIIf.

[69] 同上，S.VII.

[70] 参见Wolfgang Frühwald, Wandlungen eines Nationalmythos. Der Weg der Nibelungen ins 19. Jahrhundert, in: Wege des Mythos in der Moderne. Richard Wagner ‚Der Ring des Nibelungen’, Eine Münchener Ringvorlesung, hrsg. v. Dieter Borchmeyer,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7, S. 19f.

[71] Annegret Pfalzgraf, Eine Deutsche Ilias? Homer und das ‚Nibelungenlied’ bei Johann Jakob Bodmer. Zu den Anfängen der nationalen Nibelungenrezeption im 18. Jahrhundert, Marburg:Tectum Verlag, 2003, S.108-117.

[72] Christoph Heinrich Müller,Der Nibelungen Liet. Ein Rittergedicht aus dem XIII. oder XIV. Jahrhundert. Zum ersten Male aus der Handschrift ganz abgedruckt, Berlin, 1782.

[73] Otfrid Ehrismann, Nibelungenlied. Epoche – Werk - Wirkung, München: Verlag C.H. Beck,S.170.

[74] 转引自Otfrid Ehrismann, Das Nibelungenlied in Deutschland. Studien zur Rezeption des Nibelungenlieds von der Mitte des 18. Jahrhunderts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1975, S.38.

[75] 同上。

[76] Otfrid Ehrismann, Nibelungenlied. Epoche – Werk - Wirkung, München: Verlag C.H. Beck,S. 170.

[77] 转引自Otfrid Ehrismann, Das Nibelungenlied in Deutschland. Studien zur Rezeption des Nibelungenlieds von der Mitte des 18. Jahrhunderts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1975, S.39.

[78] 德文原文：“Der Nibelungen Lied könnte die teutsche Ilias werden.”参见Otfrid Ehrismann, Das Nibelungenlied in Deutschland. Studien zur Rezeption des Nibelungenlieds von der Mitte des 18. Jahrhunderts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1975,S.40.

[79] Johannes Müller, Der Geschichten schweizerischer Eidgenossenschaft: Anderes Buch. Von dem Aufblühen der ewigen Bünde, Leipzig, 1786, S.121.

[80] 参见Klaus von See, Das Nibelungenlied – ein Nationalepos? in: Die Nibelungen. Ein deutscher Wahn, ein deutscher Alptraum. Studien und Dokumente zur Rezeption des Nibelungenstoff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Hrsg. von Joachim Heinzle und Anneliese Waldschmidt, Frankfurt a. M.: Suhrkamp Verlag,1991, S.57.

[81] Annegret Pfalzgraf, Eine Deutsche Ilias? Homer und das ‚Nibelungenlied’ bei Johann Jakob Bodmer. Zu den Anfängen der nationalen Nibelungenrezeption im 18. Jahrhundert, Marburg:Tectum Verlag, 2003, S.182.

[82] Johannes von Müller, Sämmtliche Werke,Bd.X,Tübingen: J.G.Cotta'schen Buchhandlung, 1811, S.46.

[83] 参见Karl Ernst Demandt, Geschichte des Landes Hessen. Kassel: Johannes Stauda Verlag, 1980, S.285.

[84] 参见 Martin Ernst von Schlieffen, Nachricht von einigen Häusern des Geschlechts der von Schlieffen oder Schlieben vor Alters Sliwin der Sliwingen. Kassel: Waisenhaus-Buchdruckerei, 1784, S.140.

[85] 参见范大灿主编、安书祉著《德国文学史》（第一卷），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作者简介

李睿，德国海德堡大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德语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德语语言史、德语语言哲学、德语话语语言学等研究。出版发表学术著作、译作、论文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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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Da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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